編者按：中國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撰文指出，中國應該更積極行動起來，考慮在維持和穩定原來的大循環(借助發達經濟體的緩慢復蘇)，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合縱連橫同地緣上親近和產業鏈可以協同的新興經濟體和在部分發達經濟體之間全力布局形成小循環。

當前各種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進入了傷停補時階段，近期很多指標(包括消費、投資、貨幣供給)都出現了近十年以來的低值(還不用說令人疑惑的平減指數問題)，但這僅僅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在中國經濟自身演進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三重斷裂帶—分別是增長斷層、改革斷層和全球化斷層。

按照現在廣為流傳并逐漸形成一致預期的“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來判斷，傳統的增長動力已經逐漸喪失，而新的增長點的有效形成還需要時間。在完成動力的切換之前，可能市場看到的就是經濟的不斷下滑以及風險因素逐漸釋放的不穩定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會驚險連連，我們擔心以前決策者慣常使用到的所謂“復雜的一年，困難的一年”可能都無法描繪，在今年由于一些重大的結構性變化所帶來的經濟后果，這會讓宏觀判斷上找不到感覺，這就是位于改革錦標賽和深度城市化之間的高風險的未知地帶，2014或許是驚險的一年。

GDP錦標賽與改革錦標賽之間的斷裂

重是GDP錦標賽與改革錦標賽之間的斷裂。傳統的GDP錦標賽的能量級明顯下降。這一方面是源于已經高企的地方政府負債和略顯緊繃的貨幣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官員績效考核機制一定程度上的調整，目前全力展開的反腐行動，以及對樓堂館所等新建基建項目的抑制。應當說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措施，但其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壓制作用也正在顯現。據觀察，目前在基層官員之間正在形成一種消極怠工的狀況，這與黨性無關，應該是人性。現在官員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們也就不積極推動項目進展了。很多民營企業主反映，他們寧愿回到從前，至少那時候的官員收錢同時也干活，這些投入都可以折算為交易成本進入項目，如果還有錢賺就做唄。顯然傳統的GDP錦標賽，是明顯親投資的，特別是對于系統內的成員來說是所謂“激勵高度相容”的，因此地方政府歷來在通過增加投資以加速經濟增長方面相當地駕輕就熟，但是目前情況已經開始發生趨勢性變化。

而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新一輪的放權改革必將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這還需要一個時間過程。對于民間資本，觀察顯示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明顯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效應(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就是指人質被綁匪綁久了之后，會對綁匪產生一定的心理依賴，若被釋放之后可能還很不適應，還會回頭去找那個綁匪尋求慰藉)。由于很長一段時間，民間資本已經習慣在政府的強勢下生存，他們可能還沒有足夠的覺醒去認識到自己可以發揮的功能的重大變化，仍然對政府報有明確的期待。因此即便政府放權，他們暫時也不大會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間，而且在缺乏政府指導的情況下，可能一時也無所適從。這從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謹言慎行中可以略窺一斑。

這點也可以從以下現象中觀察到，例如在各種經濟論壇中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員，而理論上應該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大多數情況下只不過是在安靜的聽著他們在說些什么。再如就拿當下改革創新的飛地—上海自貿區來說，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對上海自貿區已經給出了包括金融開放在內的諸多承諾，但筆者聽到的來自于金融機構和企業多的一個詞就是“等細則”。難以想象的是，本來應當都是由商業機構主動發起的各種金融創新的嘗試以及各種新產品的發明，居然要可笑地要等著主管機關給出一條條明確的操作指引。近釋放出來的金融創新案例也就是管理層聽取了民間的聲音，再給以背書確認的過程，但總體創新的進度無疑是低于預期的。

這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推動力落差，或者說是青黃不接的交接時刻，原來的增長模式已經明顯地減速，而民營經濟活力暫時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那么結果就是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如同一輛低速行進的自行車開始搖搖晃晃，保持平衡會更加困難，對此決策者必須見微知著。

更重要的是，中期來看，新一輪國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標志性工作將很快全面展開(即第五個現代化)。這包括但也不限于：1)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這將終牢牢約束住政府這只有形的手;2)以透明預算和全口徑預算為核心的公共財政制度的確立，這將把每一次重大項目的決策從暗箱放到臺面上;以及3)在中共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這本質上是一個以增量帶存量的中國式陽光法案的雛形，切勿低估它的嚴肅性和作用力。

加上適當的網絡監督，這些應該就是所謂“制度的籠子”的堅固部分。筆者堅信上述改革會重根本上重塑中國成長的動力源(600405,股吧)泉，使得民間資本在未來擁有大的空間和舞臺，也同時讓政府變得清正廉潔，高效和精簡。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難免，也許這才是當下以致未來中期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可能始終會不太給力的根本原因。

改革錦標賽內部的斷裂帶

第二重則是改革錦標賽內部的斷裂帶。去年北京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令人興奮的宏大改革藍圖，打響了改革錦標賽的發令槍。改革就意味著變化，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改革是一個慢變量，而增長是一個快變量。不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較快的變量和慢的變量，斷裂處就在于改革的各個元素之間短期內未必能夠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體制改革可能是一個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審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間資本進入的實質舉措則是慢改革;再如要素價格改革，其中提高水電煤的價格或者低工資標準調整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資源稅征集反哺環保產業則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觀稅負，推動產業鏈躍遷是慢改革，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提升跟上則可能是更慢的變量;至于財稅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則是慢的改革，這樣也會形成一個內部的不相銜接的錯層。在犬牙交錯的改革斷裂地帶，各種矛盾和風險會逐漸地充分地暴露出來。

尤其明顯的是：我們一度認為金融改革是復雜的，因而也應該是慢的改革變量。但現實是現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原來金融改革可以很快。實際上目前來看，金融改革反而已經變為了一個快的變量—金融改革的三大主要環節，操作起來說簡單也很簡單，利率、匯率市場化，然后開放資本賬戶。從去年開始大幅度推進的金融改革已經通過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作了兩次壓力測試，而年初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又在資本市場上做了一次壓力測試，同時大宗商品近期也經歷了一次過山車式的波動，近又是開放資本市場的重大舉措—滬港通6個月內就會成行。

幾輪壓力測試結果顯示，不論是經濟還是市場的穩定性都還是差強人意。金融變量的劇烈波動，一方面當然有利于改變原來一致的單向投賭預期，同時也可能會引發更大的不確定性。而那些較慢進行的各種相配套的改革只會使得原來的風險進一步積累，例如影子銀行(包括同業和中國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資平臺的治理，這顯然都是慢改革，總量貨幣政策的簡單緊縮式調整或者市場化決定都無法完成這些結構主導的精細化、差異化管理要求，從而使得劣幣驅逐良幣、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制度套利，這些難題都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所以各種改革進程速度不一致，特別是金融改革的單兵突進，可能帶來意外情況，而各種各樣的改革不配套的風險終可能會體現為金融危機的癥狀。

其中，特別是一直被外界所詬病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實際上化解過高債務杠桿問題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預算透明化以后的市政債的發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權和財權的重新匹配，國有資產的變現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實現，以及人民幣化究竟如何推進，如何形成足夠量級的離岸人民幣資產池等。由于大部分投資者本身也是比較短視和屈從于自己的認識框架的局限，而要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需要消耗大量腦力，特別是去理解和量化戶籍、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釋放的紅利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尤其是對于海外投資者。反而是以前的這樣一個簡單的數字增長10%，現在滑落到7%要直白的多，尤其是在今年全球套息交易隨時都可能反轉的情況下，暫避風險是他們一致的選擇，在這種時候他們往往寧愿選擇用腳投票，不看好中國。

全球化進程的阻斷

第三重斷裂則來自全球化進程的阻斷，準確的說是來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進程的逆轉。本質上說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拒絕上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對外依存度，這也是直接制約中國出口增長以至內外平衡的關鍵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改變了很多事情，大危機之前全球化的邏輯很簡單，整個世界分為三元結構，全球的三個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費國(美國是典型代表，印鈔票、花錢買東西)-生產國(代表是中國)-資源國(中東的這些石油國，還有包括金磚國里面的巴西、俄羅斯都是這樣的國家，提供大量的大宗產品)構成，通過現有的美元為主體的儲備體系相連接。生產型和資源型經濟體完成原始的資本和產能的積累，而發達經濟體刺激虛擬經濟體系的空前繁榮和消費主義的狂歡。中國在這個夾心層中的難度就體現在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整個世界就是按照這樣大循環模式運轉的，因此這種全球化，更準確說應該被稱為美式全球化或者美元全球化。

這種相濡以沫的廣義G3結構終在2008年次貸資產泡沫中轟然坍塌，然后危機一波一波不斷襲來，首先是美國的金融體系危機(銀行和居民資產負債表)，然后變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家資產負債表)，進而變為貨幣體系危機和新興市場的連帶傷害，全球經濟隨之進入了長期的消沉。

更麻煩的是，大危機以后傳統的大循環結構被阻斷了—它的現實反映了來自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同發達經濟體之間依賴關系的局部破裂。通過無限量的貨幣投放，發達經濟體貌似喘過氣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增速已經相對收斂，原來所形成的消費國、資源股和生產國之間的固定的格局，可能已經被打破。以前主要是由消費國釋放貨幣發動消費，然后資源國提供大宗產品，生產國開足馬力加大產能這樣一種格局，就可能面臨一個明顯的斷裂。特別是當大的消費國—美國自己試圖通過再工業化和能源革命，再次成為生產國和半個資源國的時候，它就變成了自給自足的三位一體的結構，所以對以前中國和資源國的很多需求都在下降，這就是全球貿易不振的核心原因。有理由懷疑，整個全球大循環的邏輯鏈條，可能就此已經被阻斷。同時也可以觀察到，“覺醒了”的發達經濟體正在通過新一代貿易規則例如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是來構建自我循環的經濟體系，力圖把新興經濟體再次驅趕到全球化食物鏈的底端或者權力分享的蠻荒地帶。這種“以鄰為壑”的貿易規則競爭的后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而新興經濟體則更加“易碎”，尤其是在今年，因為政治不確定性正在上升，看眼土耳其、泰國、烏克蘭的情形即可一目了然。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當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三期疊加，即GDP錦標賽動力的喪失期—改革紅利不能充分協調發揮合力期—全球化紅利暫緩釋放期，中國經濟當下的情況空前復雜，具有極大的挑戰性。特別是在今年這樣一個外圍流動性可能發生急劇變化的環境下，不能排除會看到一些系統性風險的集中爆發，這包括二三線房地產價格泡沫的自我實現式地破滅，地方融資平臺的違約風險，以及金融體系包括主流銀行系統的壞賬損失，如果這疊加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就會引發一場完美風暴。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問題，盡管中國政府擁有超過35萬億的凈資產，但如何巧妙的轉移過高的地方政府杠桿，完成從地方到中央，從政府到居民，從國內到國外的轉移騰挪，用長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負債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動性的長期資產是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短期前景高度懷疑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知道，違約是一條長長的光譜，上端的是上游的原材料，例如涉礦的大宗產品，包括銅、大豆，鐵礦石，煤炭等，然后是中游的過剩產能，包括新興的過剩產能，例如超日債，太陽能，風能等，也包括傳統過剩產能，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等，然后就輪到下游的房地產了，房地產往下就連接著地方融資平臺，因為如果土地賣不出去，則地方融資平臺的流動性立即就會出現問題，而這兩者如果出現問題，那么中國的影子銀行部分，特別是信托就會出現兌付風險，再下來是融資平臺，例如國開行的金融債的發行困難，然后是一般商業銀行體系的壞賬問題，從而回到危機的起點和終點。

這其中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是關鍵的分水嶺，去年經濟之所以還可以，就是因為地產投資還是不錯的，但今年這個假設就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如果即便放開非核心城市的兩限都仍然不足以支持需求的釋放，從而導致土地銷售和新開工繼續下降的話，增長底線就會變得岌岌可危。所以預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應該就應該劃在附近。我們認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法，來冷啟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改革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在系統性風險爆發，全球經濟激烈博弈和資本高度快速流動的大環境下，大型又另類的經濟體幾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機會，這個機會成本可能有無法承受之重。在接下來的關鍵數年中，中國既需要甄選合適的策略沖出人均GDP6500-13000美金的這一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局面。怎么辦呢?解決的方法也蘊含在提出的問題中。

發揮“政府更好的作用”至關重要

個斷層主要的問題在于民間資本還沒有被釋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條路徑就主要是發揮“政府更好的作用”，這同“讓市場起決定作用”一樣不可偏廢。是的，我們要市場決定，但不要市場原教旨主義。這就意味著政府必須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重大作用，而且要學會與市場及時溝通和良性互動。

例如“十三五”規劃即將展開，這是中國沖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五年，采取什么樣的可行策略進行突破至關重要，明確的規劃將給出指導民間資本行動的清晰指南。在增長動力方面，在主體功能區規劃清晰的前提下，能否考慮把30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參與的全員gdp錦標賽，升級為20-30個城市群之間的比賽，在重點建設區域，甚至可以考慮升級成立一批直轄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關系，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釋放，也強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導。

特別是切勿浪費這一次高規格的京津冀一體化的頂層設計機會，用大都市圈統一管理模式來進行整體的人口、產能、基礎設施、環境、公共服務、生活的優化布局，那么這將有力地引導的新型城鎮化化的進展。3J的一體化本質上是一個超級城市群建設，它可能就是未來深度城市化的一個范本，同時可以在3J大力推進3P，即公私合營伙伴關系，在城市建設中同步進行政府適度去杠桿和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

近一些穩增長的行動正在展開，例如在中央層面，鐵路總公司調增了今年鐵路建設目標，新開工項目由44項增加到48項，全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由7000億元增加到7200億元，新線投產里程由6600公里增加到7000公里以上。地方上，近期宣布的15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總計18萬億元，投資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環保、民生等領域。當下未必需要當年4萬億的強刺激，但不要排除適當的“克強”式微刺激來對沖經濟的下滑走勢，只要這些刺激或者說項目是效率兼容、民生兼容、改革兼容和升級兼容的。也可以考慮啟動重大基礎設施例如國土整理，環境，水資源保護和跨流域污染治理。關鍵是推出有效投資和對投資方向的把握。我們不需要對中國的投資進行妖魔化，在一個人均資本存量遠遠低于歐美國家的現實情況下，進行有效的投資才是王道。有效的投資使得民生需求得到大量的釋放，使得短期的經濟不至于下滑過快，能夠穩定經濟增長溫暖的內核，這一點非常重要。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儲備將為改革紅利終釋放引發的新一輪周期做好鋪墊，一如1997-2002的那個周期，那個時段中，大的拷問就是如何激活民間投資，歷史會再度押韻的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遠未結束，但內核變為了深度城市化和產業升級。

重要改革領域銜接與突破

第二個斷層源于眾多改革的銜接度問題，因此第二條解決路徑在于不僅讓快改革倒逼慢改革提速進行配合。同時而且還要在避免金融風險形成集聚，守勞底線的同時，還要盡快在各個重要改革領域形成重大標志性的突破，并相互呼應。改革大致可以歸類為：1)提升效率的，例如國企改革，政府改革和自貿區改革;2)增加供給的，例如土地改革，要素價格改革;3)增加需求的，例如戶籍改革;和4)調整分配的，例如財稅和收入分配，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這些改革必須相互協調，發揮合力。同時要注意，很多改革不能簡單淪落為因為西方怎么樣，所以中國應該怎么樣的簡單山寨式模仿，因為一種政策總在一個整體環境下有效，特別是經濟學家老是喜歡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做一個推斷，而不幸的是其他變量一直是在劇烈變化中的。

具體到推進上，例如在國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的國企中挑選一兩家(包括五大國有銀行)，真正實現混合所有制，從股權比例、人事安排、激勵機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場化的安排，中石化、中信等需要加速行動。目前中國國企有近84萬億總資產，約占實業資本的44%，3900萬在職員工，但收入僅占27%。更加麻煩的是這些國企的凈資產收益率不過是5.9%，遠遠低于全社會企業的10.4%，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拉平國企和民資的利潤水平，GDP就有額外的2個百分點的增長，這就是改革的紅利!所以說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風口，會把國企吹得像豬一樣的高飛，讓本次國企改革跟上次股權分置改革一樣波瀾壯闊。而且一旦把資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銀交給全國社保基金以充實社會安全網，就會讓改革更無后顧之憂。

再如財稅體制方面，必須利用預算法三審契機，全面推動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編制和全口徑的預算公開，并在此前提下允許地方政府獨立舉債，用長久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債券替換目前通過性價比極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銀行融資手段，實現資產與負債的全面匹配。同時在新一輪城市化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全力啟動PPP機制，外包城市化的職能給市場化主體和民間資本來完成。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重大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工程，油氣管網及儲氣設施、現代煤化工和石化產業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個符合規劃布局要求、有利轉型升級的項目，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建設營運。下一步則將推動油氣勘查、公用事業、水利、機場等領域擴大向社會資本開放。政府通過要素價格的調整，吸引民資進入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來，一定要讓利于民，要叫好也叫座。每一個項目的成功都會為民間資本克服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添加信心。此外政府還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大幅度減免中小企業稅費，并加大科技投入的稅收抵扣等供給政策來刺激民間投資的活力。

又如在戶籍改革方面，今年內不妨放開中等規模城市戶籍，并在東部發達地區率先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其中提供適當的居住公共服務尤其重要，國開行近期宣布加快住宅金融事業部的組建，并將實行單獨核算，采取市場化方式發行住宅金融專項債券，向郵儲等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籌資，鼓勵商業銀行、社保基金、保險(放心保)機構等積極參與，重點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相關工程建設，這其實就是中國版本的兩房，在國家的層面上，用的信用來支撐住房公共服務。一旦大幾個類別的公共服務得到國家的支持，則地方政府的改革成本就會降低，抗拒度也會下降，進而開放戶籍就會水到渠成，而這會使得有效勞動供給和勞動生產率可以成倍增長，讓所謂“劉易斯拐點”在中國成為一個偽命題，僅此一項就可以增加1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這也是改革的紅利。

在這些核心領域里面不斷的改革成就的獲取就會為這個市場建立足夠的信心(加上重大反腐行動的成功)，這個年代信心還是比黃金更重要。要知道全國人民的眼睛都在雪亮地看著呢!筆者相信上述領域內的重大成功范例會全面提振全球對中國改革的信心和整個資本市場的樂觀情緒。

建立中國為主的內循環

第三個斷層是全球化大循環已經局部斷裂，那就以中國為主建立自己的內循環或者小循環。某種程度上，目前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同1945年二戰剛結束的美國面臨的環境和機遇窗口是類似的。當時美國擁有全球的多黃金儲備，占當時西方世界黃金儲備的48.5%，為法意德英日的4.5倍(也是二戰后世界大的“債權國”)。而目前中國擁有全球多高達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時美國擁有全球大的工業產能，二戰中美國由中立到參戰，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至1948年，美國工業已占世界總產量的53.4%，世界出口總值的32.4%。而中國現在存在普遍的過剩產能，在500主要產品中有220種居世界前列。而根據新的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計劃要淘汰落后產能鋼鐵270O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板玻璃3500萬標準箱等。

而在另一方面，當時全球的環境是被戰爭重創的歐洲和亞洲兩大完全癱瘓的一序列原發達經濟體，特別是廢墟上德國和日本，以及即將獲得獨立的，但幾乎是一窮二白的新興民族國家區域。現在則是在2008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后百廢待興的老歐洲、基礎設施陳舊的美國和明顯減速的發展中經濟體，全球經濟正處于無明顯增長動力的垃圾時間狀態，由于流動性減縮，今年可能還蘊育著再次下行的巨大風險。

因此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不斷擴大內陸沿邊、外部沿海開放和遠程綠地投資，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拓展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在走出危機的過程中，基礎設施投資被視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有效手段。特別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亞洲，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階段，對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很大，但這些需求面臨著資金約束。僅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口徑看，每年亞洲的建設資金缺口大約有600多億美元。在去年10月初的APEC峰會上，國家領導人就曾多番表示，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愿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因此中國力推基建投資“走出去”，許以大規模金融配套安排，進而提出亞投行建議，可謂“一條龍”服務。因此旨在開拓外部基建需求，緩解中國國內的產能過剩，中國版的地緣馬歇爾計劃必須穩步推進。

與此同時，在更加宏觀的層面，中國應當全力推動各種規格自貿協定談判。目前中國正在建設18個自貿區，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已簽署12個自貿協定，6個自貿協定正在談判，它們分別是中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和挪威的自貿談判，以及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此外在多邊方向上，中國還應該積極推動服務貿易協定、政府采購協定、信息技術協定等談判，加快環保、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主動回應并參與新一代高標準自貿易規則談判，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現與各國互利共贏，終形成對外開放與改革發展良性互動格局。

這也是一場大考，在走出去和高規格自貿協議博弈中提升中國企業和資本的競爭力更加重要。應推進對外投資管理方式改革，實行以備案制為主，大幅下放審批權限。健全金融、法律、領事等服務保障，規范走出去秩序，促進產品出口、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特別是依靠民間資本的力量和效率，讓他們更多的扮演GP角色，以避免傳統國企投資“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尷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完全可以同步實現混合所有制，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種具體體現。

所以中國應該更積極行動起來，考慮在維持和穩定原來的大循環(借助發達經濟體的緩慢復蘇)，即傳統的三個世界—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合縱連橫同地緣上親近和產業鏈可以協同的新興經濟體和在部分發達經濟體之間全力布局形成小循環。即以中國為核心的：周邊國(區域一體化)-資源國(包括非洲，拉美)-科技國(美國)—品牌國(歐洲)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格局，進而構造對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來的三個世界和g2的牢籠以及美元枷鎖，打破以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制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終以致貨幣。在貿易、工程、物流、投資方面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的同時，大力推進人民幣化，人民幣化的必經之路就是貿易人民幣、金磚人民幣、馬歇爾人民幣、石油人民幣、歐洲(離岸)人民幣和地緣安全人民幣。全力加入日益白熱的全球貨幣競爭，獲取自己的應得地位和話語權。